踏遍青山人未老——记我省已故著名地质学家李希勣

     “解放时年三十一，枯木逢春兴地质。转战东川复个旧，老矿新生胜利日。　回师参谋全局事，足遍三迤索信息。实践理论双锋剑，勇于探宝常自律。”这首名为《八十抒怀》的七律诗，是我省已故著名地质学家李希勣先生八十华诞时，回首往事有感而作。诗句简要回顾了李希勣先生从事地质事业半个多世纪来的主要足迹，同时也流露出他严于自律的高尚情操．
    李希勣,中共党员，１９１９年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九保街(现属德宏州梁河县九保乡)。１９３９年考入云南大学矿业系就读，师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先生，１９４４年毕业。由于时值云南的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李希勣便报着满腔爱国热忱，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经考试录用担任美军翻译，参加了滇西大反攻，为将滇西侵华日军赶出国门做出了贡献。１９４７年初，李希勣谢绝了伯父、民国元老李根源想提携其向军政界发展的愿望，在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孟宪民的动员下，抱着以科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所从事地质勘察工作。
    此后，李希勣与地质调查所的同仁一道，跋山涉水，奔波于我省的崇山峻岭之间。当时，地质勘察的条件异常艰苦，设备也十分简陋。由于缺少氧气探查设备，他们往往先把一支公鸡放进矿洞内，确定公鸡安然无恙后，才进入矿洞进行勘察。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李希勣先后参加了嵩明、寻甸、武定、禄劝等滇中区北部地质矿产，以及鲁甸乐马厂银铅锌矿和个旧松树脚坑硐的地质调查活动，基本摸清了区域的地质和矿藏情况，填写了１：２５的《滇中区北部地质图》，为我省的经济建设、特别是解放初期的工业建设所急需的矿产储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由于深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云南的质事业的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前夕，云南从事地质事业的人员仅有２０余人。李希勣与孟宪民、邓玉书等早期地质工作者一道，成为我省地质勘察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为尽快恢复工业建设，国家急需大量的矿藏资源，为此成立了西南地质调查所，在云南成立了第二调查队，分别组建了东川队和个旧队，负责承担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的调查工作。李希勣担任东川队的技术负责人，先后参加了滇中区北部区域地质调查、鲁甸乐马厂铅银矿、东川汤丹矿区和个旧松数脚锡矿调查。当时，由于人民政权刚建立不久，云南各地还潜伏着一些国民党残余军队，土匪四处肆虐。土匪往往把地质队携带的沉甸甸的矿石标本，当作金银财宝而时时觊觎。在此情况下开展地质调查工作，具有相当的风险。为了尽快恢复东川铜矿的生产，中央重工业部决定组建东川考察团公路选线组，李希勣在其中负责勘察工程地质情况。他们在解放军一个加强排的护送下，从寻甸一路步行到东川。选线过程中，面对各种潜伏的危险，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完成了工程地质勘察任务。当时，他们人在悬崖峭壁上勘察，战士们则在四周负责警戒保卫。为此，同事有人还开玩笑说，我们到哪儿都带着“警卫员”呢。当时情况的复杂和危险程度，可见一斑。
    １９５１年，李希勣在西南地质局个旧队参加地质调查。一次，他与一个矿工分头下到老矿胴调察矿脉情况，不料矿灯突然熄灭，四周顿时漆黑一片。这片矿胴矮小狭窄，密如蛛网，在黑暗中随时可都发生意外。幸好，矿工及时发现后找到他，才脱离了困境。又有一次，为了追索矿脉层，他冒险从金沙江畔的悬崖峭壁上攀越过去。这一险路，曾使多名当地人和一名探工摔下而葬身滔滔江水中。所以，当地老乡得知他竟然是从条险路爬过来时，都惊谔不已。类似险情，在李希勣从事地质勘察的生涯中屡屡发生，他早已习以为常了。
    １９５２年８月７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正式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地质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同年，李希勣任东川地质队地质股长，负责组织东川落雪－因民矿区的地质填图工作。１９５３年，李希勣任西南地质局东川队汤丹分队的工程师和分队长。为尽快查清矿区的地质和矿藏资源情况，他率领一批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生和地质短训班学员，承担了汤丹矿区的坑、钻、探等设计，并指导数百人的槽探营和刻槽取样工完成了地质编录和大比例尺地面填图。他还结合老硐内打穿脉坑道，提出了新的找矿方案，把过去被人们认为是“硐老山空”已无开采价值的汤丹矿区，变为东川铜矿规模最大的矿床。１９５４年，他根据东川从事地质勘查的实践经验，首次提出了东川最老的岩层应是含铜的落因岩层，而不是传统理论所定的下伏板岩层系的论断，受到国内外地质学界的重视。是年，在东川第一次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李希勣因工作成绩优异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是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为加速云南的地质勘探工作，中央分别从各工业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专业地质队，先后成立了西南地质局昆明工作站、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云南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和滇黔桂石油指挥部等单位，云南地质勘探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云南地矿工作贯彻“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面向经济建设，集中力量投入个旧锡矿、东川和易门铜矿，会泽和澜沧铅锌矿，昆阳磷矿，来宾、羊场和小龙潭煤矿等矿区的重点勘探，通过前后四、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详查任务。１９５４年，李希勣在全国最大的地质勘探队——个旧５０１队工作，先后担任了松树脚分队、老厂兼卡房分队技术负责人和５０１队总队地质科的主任工程师。在此期间，他利用在东川坑道钻探的经验，避开了个旧岩溶区钻探的难题，首创由下而上从隐伏花岗岩接触带矿体着手，坑钻结合向上探寻氧化矿的成功实例，从而顺利开展了深部原生矿的勘探，大大加快了矿床的评价。与此同时，他参与了个旧锡矿两次大型储量计算和勘探报告编写，获得全国矿产储备委员会的审查批准。１９５５年，他代表５０１队的３０００余名职工，担任个旧市总工会的执行委员。１９５６年，他担任５３６队（云南省地质局的前身）的技术负责人，组织并参与发现了建水大型放电富锰矿和虾洞富银铅锌矿。同年，他进入高级工程师系列。
    １９５７年，云南省地质局正式成立，李希勣被任命为局地质处主任工程师，成为地质局核心技术业务部门的负责人。１９５８年，地质局总工程师因病去世后，由于总工程师职务一直空缺，他便实际肩负起全局技术负责人的担子。每当上级通知开局长会议、计划会议和业务会议，都是通知他以技术负责人的身份出席。１９６３年，李希勣被任命为云南省地质局负责技术业务的总工程师。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是云南省地质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李希勣作为省地质局的技术总负责人和局领导的主要业务助手，积极协助局领导组织全省地质勘察业务，负责主持全局地质勘探科技和业务的管理工作。在开展全省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地质队伍的配置和矿区勘察的重点，参与制定《地质队工作制度》，严格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对地质勘察的科学管理，加强对重点矿区和矿种的勘查，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全局职工达一万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二、三千人，地质勘察的覆盖面几乎遍及全省，重点矿藏勘探捷报频传。这一时期，相继发现了兰坪金顶超大型铅锌矿、新平大红山大型铁铜矿、江城勐野井钾盐矿、金平白马寨铜镍矿等一批重要矿床，探明了宝顶、恩洪、羊场、可保等煤矿和澜沧老厂铅矿、马关都龙锡锌多金属矿、海口磷矿，以及禄丰阿陋井、普洱磨黑等地的盐矿，提交了高质量的地质报告１２０多份，大大拓宽了我省新的有色金属基地的建设，同时也加速了成昆铁路和攀枝花钢铁厂工程的上马，成为建国至“文革”前我省地质工作发展最健康、成果最丰硕、队伍最壮大的一个黄金时期，为我省地质勘探事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李希勣作为全省地质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或负责总体技术规划上的立项决策，或亲自参与地质矿产勘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年中，有大半时间是在野外地质勘察中度过的，子女有时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踪影。有一年，三个子女分别考取了初中、高中和大学，他也是在北京开会间隙时才得知这一消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省地质勘察事业的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几乎每一个重大勘察项目都倾注着他的心血，几乎所有的重点矿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全省地质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这一重要阶段，特别是全国最大的铅锌矿兰坪超大型铅锌矿的地勘立项决策，以及新平大红山大型铁铜矿的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方面，李希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希勣虽然多年担任省地质局的业务技术总负责人职务，但他却从不保守或囿于传统理论和经验的束缚。在矿区勘察中，他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打破常规，勇于探索，针对不同的地质勘探情况，作出不同的科学决策。例如，在对新平大红山铁铜矿进行勘探时，他打破常规，一反过去从外围向中心层层打钻的传统方法，毅然决定采取“中心突破，四面开花”的战略方针，选择中心位置进行钻探勘察。钻探过程中，他与地质队员一起冒着４０多度的高温，在素有“火焰山”之称新平大红山的崇山峻岭中奋战了三个月。当钻机打到５００多米深度仍不见矿时，不少人都产生了疑问和动摇，有人甚至提出了停止打钻的意见。在这关键时刻，他力排众议，果断拍板继续向下打，终于“一孔定天下”，在６１０米深处找到了深埋于地下古火山管道内的富铁矿矿脉带。此举，不仅大大缩短了大红山的勘探周期，还为国家节省了数千万元的宝贵资金，在省内外地质系统被长期传为佳话。在兰坪铅锌矿地勘立项决策上，李希勣力排众议，毅然决定调集骨干勘探队伍进行集中会战，结果发现了全国最大的铅锌矿兰坪超大型铅锌矿。类似的事例，在当时还有不少。所以在一次大会上，吴志远局长对他作了“敢想、敢说、敢闯，工作踏实，责任感强”的评价。１９６３年，他被选为云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李希勣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首当其中地被冲击和迫害。当年被动员退职后又长期担任局机关家属委员会主委的妻子李贤道，也受到株连而多次被残酷批斗，并先后两次被遣散回原籍劳动。子女也辍学或下乡，家庭被分散得天各一方。七十年代初，成昆铁路一个隧道发生大面积塌方，省里紧急从“五七干校”将李希勣接去进行地质科技咨询，在众多方案中，最终采纳了他提出的整治方案和意见。此后，在当时的省革委负责人一再干预下，他才被“解放”出来，在省地质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地质科研工作。在科研所期间，他组织和参与了昆阳群的层序和红河断裂带板块缝合线等问题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次获国际或国内科技奖。粉碎“四人邦”后，李希勣恢复了负责技术业务的局总工程师职务，他又以忘我的精神投身于我省的地质勘探事业之中去。
    １９８０年，李希勣担任云南省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国科协委员。此后，在云南省第二届和第三届科协代表大会上，连续两届被选为云南省科协副主席，并被选为省科协科技咨询委员会主任。同年，他任省地矿局高级技术职称评聘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评聘了“文革”后的首批高级技术职称，为和志强等一批优秀高级科研人员破格评聘了高级职称。是年，李希勣提出我省腾冲、梁河等滇西地热田，与西藏羊八井地热田同属一个地质构造带，具有良好的以发电为主的开发前景，建议进行相关科学研究。此后，他受云南省科委的委托，不顾已近古稀之年，率领科学考察团赴西藏考察羊八井高温地热田情况。在调查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成一本《地热发电》的专辑，成为开发我省滇西高温地热田资源宝贵的参考资料。１９８４年，他作为云南省的代表和学术牵头人，参与了成都地矿研究所对滇池进行科学研究的课题，在湖边打了几口深钻和湖心系统浅钻，并组织国内几家研究机构对钻探岩心进行多学科研究。为了进行科学类比研究，他还参加科学考察团，赴日本对名古屋和京都大学研究枇杷湖的情况进行科学考察。回国后，组织撰写了《滇池盆地晚新生代地质与沉积演化》一书，并为该书作序，就滇池的形成、演化和治理，特别是防止滇池不断缩小、变浅、污染和富营养化，提出了组织有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治理的建议，成为我省对滇池进行综合治理的早期倡导者之一。１９８６年，为合理开发我省矿产资源，他受省科协委托，率地矿等多学科咨询组赴保山、德宏等地州部分矿区及有关部门考察，对发现的地质、采矿、环保、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向省里写了调查报告。次年，他又率省科协科技咨询委员会及所属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承担了省政府委托的每年为１００个乡镇和中心企业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进行科技服务咨询的任务，成效显著，受到省政府的表彰。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受省科协委托，他以省科协副主席和省地质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先后牵头组织了向省领导对话的矿业季谈会，以及以烤烟为主的农业地质现场调查与学术研讨会，会后分别出版了专辑，获得了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１９８８年，受省政府委托，他率领省科协相关学会和省内经济、社会等系统科研人员，组成专家组，赴开远市为三个亏损企业大户进行会诊，提出治理措施。经企业采纳后，扭亏效果显著，引起开远市党政领导的重视。开远市专门委托他负责牵头组织编制“开远市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经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审议通过后，成为开远市人大换届时最受欢迎并获一致通过的议题。此后，省科协应开远市的请求，定期为开远市提供全方位的科技咨询服务。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地质灾害呈现出日愈加剧的趋势。为加强对地质灾害的防治，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省科协组织相关学科和部门，在全省重点地区开展了滑坡、泥石流、断裂构造等地质灾害防治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一研究，当时在全国属于较早开创的研究领域。李希勣十分关心青少年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工作，多次主持或参与青少年的科技普及活动和出席夏令营开幕仪式，鼓励青少年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长大报效祖国。他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并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积极为当地党政领导出谋划策。他尤其关心家乡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慷慨解囊捐款资助九保小学建盖教学楼，而且还为《梁河县志》撰写了“地质”章，并附上地质图，对大盈江两岸逐级抬高和基本对称的几个台地，提供了从几千年到十几万年的绝对地质年龄数据，这在全省的县级地方志书中是绝无仅有的。１９９１年，由于在从事科学普及和科技咨询服务方面的成绩突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决定授于他中国科协最高荣誉奖——“金牛奖”，并颁发了奖章和荣誉证书，成为当时云南省地质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专家。１９９２年，为表彰他数十年来在地质勘察科学技术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李希勣荣获国务院表彰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待遇。
    １９７７～１９８３年，李希勣连续两届担任云南省第四届和第五届政协委员、常委，并任省政协科技组副组长。１９８２年，省政协组织由１８名政协委员为组员的昆明地区城市规划建设考察组，由李希勣任组长。经过对西山公园、云南讲武堂、古幢公园、昆明自来水厂、松花坝水库等地的考察，考察组向省政协大会提交了考察报告，建议把云南讲武堂作为国家重点文物建设管理项目，将古幢公园清理出来作为昆明博物馆，开发西山区沙郎溶洞大泉水以解决黄土坡一带居民饮水困难问题，等等。这些建议，分别提交有关部门研究后，分别得到采纳或妥善的解决。
    李希勣治学严谨，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１９４９年３月，他在《云南企业》上发表了《松树脚锡矿地质的研究》一文，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地质科学学术研究生涯。几十年来，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６０余篇学术论文，大多为结合地质勘探的实践而撰写，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经验和实际例子。因此，发表之后往往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与关注，不少还被国外刊物所引用。尤为可贵的是，他在处理传统理论与工作实践二者的矛盾时，往往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从不受传统理论观点的束缚或制约。在他的学术论著中，有不少由其首创或创新的理论和观点。甚至一些早已被国内外同行认可的传统理论，也经过他结合实际的创新后而被推翻或改写。例如，关于东川——滇中铜铁矿含矿层层序及控矿构造等学术理论，过去曾有一些权威人士确定为含铜层在含铁层之上的结论。为了搞清这一理论问题，他亲自参加了点、线、面的野外地质调查，并先后到川、黔、桂、湘、鄂、晋、冀等省区的类似地质体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应将传统的“正层”层序理论颠倒过来，建立铜下铁上的“倒层”层序理论，从而又进一步提出，控制铜矿的地质构造是逆断背斜而非简单的单斜。这一观点的提出，由于符合客观实际和有利于找矿，得到了地质界同仁的赞同，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并成为类似地质体铜铁矿勘探的理论依据。类似的情况，尚有不少，如论述个旧锡矿的找矿规律的文章等。这些文章，不仅是该类地质勘探的指导性理论，而且还往往成为经济建设重要的读本。例如，李希勣先后撰写的《论建立康滇地轴区中晚元古带层型剖面问题》和《再论建立康滇地轴区中晚元古带层型剖面问题》，就因为有利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铜铁矿含矿层的层序，而被收录在《中国科教兴国丛书》中。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中国地质矿产部和中国地质学会组织编纂《中国矿床》一书。该书系建国以来中国地质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大型书籍，分上、中、下三册，用中、英文对照出版发行。李希勣在《中国矿床》中，承担了重点矿种《中国锡矿床》一章的撰写任务，共计十余万字。该书出版后，荣获中国二届国家图书奖。
    李希勣具有深厚的英文基础。他不仅有多篇译文发表，而且有很强的口译能力。“文革”后期，一次，省里接待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位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学术代表团，并举行学术报告会，由李希勣担任会议主席。会上，随团来昆的地质部年轻翻译结结巴巴跟不上趟。李希勣便接过话筒，充当起翻译的角色。听着他流畅的现场翻译，来访的外国学者伸出了大拇指，与会人员则一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希勣是我省著名的科学家，为云南省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他并给予了许多荣誉。数十年来，他先后被选为云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省政协第四、五届常委，省科协第二、三届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地质矿产部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部学部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前寒武纪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府能源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云南省地质学会理事长，先后被聘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云南省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省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省科委顾问委员会委员兼地质组长，省科技成果评委会委员，省水电工程学会名誉副理事长，省科普作协副理事长，省地质矿产局技术顾问，省宝石协会顾问，省灾害防预协会顾问，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顾问，云南大学校友总会理事，《东方之子》特约编委等职务。李希勣先后被收录进《中华人物大典》、《中国当代科技专家大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卷）、《国际名人录》等大型书籍，成为我省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７日，李希勣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８３岁。中共云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省科协等党政机关，以及省政府原省长和志强、原副省长祁山、省人大原副主任吴光范等领导同志，分别送了花圈致辞表示哀悼。